从寻求具有充分正当性秩序的角度讲，诺齐克所构想的作为乌托邦结构的自愿共同体，确是"一种令人振奋和鼓舞的理想"。
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种法律在失去了神灵或世俗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之后，如何能够获得新的合法性，变得值得公民遵守，而不是仅仅依靠政治权力的强制。第二，在现代社会，与法律相比，作为社会规范的道德显露出自身的缺陷，因而道德的调整领域大为缩小，而法律的适用领域不断增加，甚至触及社会生活动各个方面，因而现代国家通常是法治国家而不是德治国家。
为此需要对基本权利体系进行建制化，结果可以获得民主法治国宪政的四项原则：（1）人民主权原则。六、法律与道德：一种新型关系模式 自然法学派和法律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法学中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，它们之间的差异虽然很多，但其中根本差异在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。在自然法学传统中，康德主张法律应基于作为"绝对命令"的道德，政府甚至人民也无权改变这种基于道德律令的法律。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，中国在人权理论和实践领域都还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。不难想象，在"权利"一词成为"资产阶级法权"代名词的时代，人权的概念将会是怎样一种被污名化的政治禁忌。
例如，在财产法和合同法等传统的私法中，财产权和订立合同权现在都受到了各种限制，法律开始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，以致"整个私法现在都似乎超越了保障个人自决的目标，而要服务于社会正义的实现"。但是历史上，这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紧张关系。通过社会共同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国家之间的良性互动，通过官方法与共同体民间法的良性互动，消解法律内部的价值冲突。
这种科层制的权力不是基于世袭或个人效忠，而是基于一种"社会契约"理论，即人们为了有序生活，在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互惠互利，将自己的一部分"自然权利"转让出来，组成政府。在因果关系世界之侧，存在随机性世界。以形式合理性的价值为基本导向，维护市场效率和消极自由。当现代的科学主义将一切真理置于实证的天平之上，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神圣权威及其教义、学理便受到了空前挑战。
基于承担的功能，可分为政治共同体、经济共同体、文化共同体、宗教共同体、伦理共同体以及法律共同体等。" 当将这种科学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运用于社会领域，则形成了这样的论断：通过经验的总结与理性的反思，人们能够发现社会秩序的构造原理与运行规律，从而能够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确定规则。
以法律是民意表达的动听借口，表征官方强加规则的正当性。自愿共同体如此形成的这些规则就是他们的法律。在这种"成就导向的意识形态"的诱导下，社会泛滥着机巧之心与争夺之心，涌动着侥幸之念与利己之念，翻滚着占有之欲与攫取之欲，回荡着媚俗之音与煽情之音。这种旨在追求管理效率的契约身份制等级结构，背后仍然隐含着不公平，不仅钳制了自由，也妨碍了自愿群合。
以独立的、职业化的司法机构以及注重程序的司法活动，确保解决纠纷的形式合理性。这种利害关系分别体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经济上的金钱关系。在非功利性自愿共同体中，人们在能够维持基本生活条件的情况下，旨在寻求心性充盈、精神满足和情趣愉悦，从而尽情地享受生活，体验生命，感受自然。通过这种合作、参与、交流、协商、沟通和讨论，共同体成员能够获得集体协作的力量感、社会管理的主人感、群体生活的归属感、特定价值的认同感、生活意义的共享感以及真实自我的实现感。
"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，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。（4）所有成员地位平等，管理者由直接选举产生，并可依一定程序及时撤换。
它的"魔法"煽动着无边的消费欲望，制造着各种虚假的生活需求，怂恿着比阔斗富的奢侈， 鼓动着享乐主义的追逐。" 再退一步讲，即使绝大多人在所有方面需求都是共同的，存在差异的是极少数，出于对人权的普遍保护（其中当然包括对少数人的保护 ），我们也不应无视他们的需求，也不应像功利主义所主张的那样，为了实现"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"而置少数人的权益于不顾。
综上所述，自愿共同体的法治是一种正当性更为充足的秩序，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消解现代法治中封闭与开放、内信与外迫、确定与无常、普适与特惠以及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内在冲突。在特权身份制的等级结构下，自然无真正的公平可言，效率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。这种共同体通常有规章和制度，而这种规章制度就是共同体的法律。1. 道同而谋：自愿共同体 如上所述，人们在生理、信仰、利益、爱好或情趣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。政府基于这种授权行使管理权，民众在授权范围内服从政府管理。这种权利在自然法学派那里被"自然权利"，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私法中被奉为神圣的"天赋人权"加以精心呵护。
此外，欧洲经济共同体（欧洲联盟）基于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利益对各成员国法律进行了协调、整合与统一，并取得了重要进展，展现出形成一种"新欧洲普通法"（new ius commune）的乐观前景。实质法治虽然在回应新的事实方面表现出某种灵活性，但这种回应方式带有家长式的专断气质，而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规则与事实的冲突。
导致了人的心性异化，本性丧失。因此，我们如果否认效率所带来的物质舒适和便利、精神愉悦和享受，便是一种无视事实的虚假清高。
因此，任何脱离现实的超越，理想的翅膀飞翔越高，实践中可能跌得越重。二、现代法治的内在冲突 现代法治在一定程度缓解了秩序正当性的压力。
但是，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与运行机制方面，行政系统内部的文官制实行一种依循规则的科层制非人格(impersonal) 管理 ，表现为上下级的命令-服从关系。那么，一种思路是，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，通过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互动，对法治的冲突予以动态调整，使冲突得到缓解。为了追求利益，人们不顾情面，不讲道义，甚至不择手段。实质法治对处于特殊社会情境的族群实施特殊规则，以使其享有某种自治的自由。
他们倘为了获得享有自由的基本物质及其他条件，便以接受政府的监视与干预为代价，而这又致使自由面临专断压迫之险。至于计算机与网络本身存在的缺陷，可通过技术的改进逐渐得到解决。
其结果，共同体中的人们仍然无法摆脱等级科层制的统驭和操控。无论是强权政治体制下"霸道"的人治，还是法治社会中依法而治的法治，尽管其基本价值取向存有差异，但都各有其存续的正当性。
然而，当打破了宗教权威，进入一个世俗的世界。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对共同体曾经进行过系统研究。
本文对自愿共同体法治正当性的论证，是从一种理论和逻辑的角度展开的，难免带有理想化色彩。"在所有我能想象出来的世界中，那个我最愿意居住的世界，将不会恰好是你将选择的世界。自愿共同体属于后一种公域。但是，国家权力的强大并不等同于国家强大。
管理者通过选举产生，有一定的任期限制。外部强加的法律规则凌驾于人心之上，颐指气使。
要么被边缘化，变得无足轻重。在不同共同体中，他的不同层面的多种样需求能够得到满足。
在当代中国，统一的法治中存在两个高度自治的共同体--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，它们被授权适用不同于中国大陆的法律：前者继续适用深受英国法影响的普通法，后者继续适用明显带有葡萄牙法印记的法律。在公域中，包括属于国家权力管理范围的公域与个人联合组成的公域。